[30] See H. L. A. Hart,Commands and Authoritative Reasons, in H. L. A. Hart (ed.), Essays on Bentha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 p.262. [31] 如果在特定友谊关系中只存在一方将另一方视为朋友的情形，那么通常意味着，这并不是真正的友谊关系。

II.存在一个关于B将A的指令当作受保护理由的依据。这个主张本身并不必然蕴含不对称性，所以无法避免互通有无这种对称性存在的可能，就像股市中的两个投资者相互建议对方一样，这并不类似于权威关系，而是类似于朋友关系。

如果那个专家对我来说的确是专家，那么，我就没有资格对他说你的建议是错的。但是，假设校长要求教师（我也在其中）必须课后花二十分钟来回答学生提问，那么，我不再能够权衡原本已经有的两个理由，然后自主地决定回答或不回答，回答提问成了唯一恰当的行动选项。因此，要么你本来就是权威，所以我同意听取你的意见，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不过是理论权威的实践效果而已。[77] 第二种可能，是契约论（contractualism）的方式，即先通过同意（promise）的方式创造出一个权威，然后使得权威能够就某些事项创设服从义务。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我将再回到政治义务的问题上，简要讨论一下文章的结论对于理解政治权威提供的可能性。

因此，关键的问题是：被加重分量的理由（weight-added reason）[60]是不是受保护的理由？从实践效果或外观上看，这两者非常相似：一旦出现关于应当做φ的受保护的理由或被加重的理由，其他那些支持或反对做φ的理由，就会被替代或排除。[38] 该决定过程，既可能是某种权威者个人的思考过程，也可能呈现为某种程序或者权威者的某种决策过程。后来，行政犯的概念逐渐与法定犯的概念合二为一，不再区分。

我国刑法中的法定犯主要分布在刑法分则第二章、第三章、第六章、第九章中。因此，刑法和其他部门法不是平行并列关系而是前后位阶关系。此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规定的骗购外汇罪，就是将违反外汇管理法规向金融机构购买外汇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也就是说行为人自己花钱去买外汇，本来是外汇的买卖行为，但因为违反了外汇管理法规，因而将这种出钱购买外汇的行为规定为犯罪。那么由此可见，我国刑法中法定犯分布范围是比较广泛的，而且从罪名的数量上来说，也占有很大的比例。

第二是法定犯和自然犯的竞合，是指具有法定犯和自然犯的双重属性，例如《刑法》第266条规定的诈骗罪属于财产犯罪，是自然犯。只有通过填补规范，才能真正了解该构成要件的全部内容，这就是法定犯构成要件从属性的应有之义。

从司法实践情况来看，法定犯的构成要件是比较复杂的，往往和一定的行政法规有密切联系，因为法定犯存在行政违法性，某种行政法对法定犯来说是前置法。应当指出在现代社会中，法定犯主要是经济犯罪，因此法定犯罪和经济犯罪这两个概念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在行政法规中，一般都有刑事责任追究的提示条款，这些提示条款对于法定犯具有犯罪的标识作用，在存在行政违法性的前提下，把行政要素对于法定犯构成要件要素的规制机能，而行政法规对于行政犯的认定提供了行政违法的标准，从而充实了法定犯的构成要件。违反特许的罪名，例如非法采矿罪，是指违反矿产资源保护法的规定，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的，擅自进入国家规划矿区、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价值的矿区和他人矿区范围采矿的，擅自开采国家规定实行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经责令停止开采后拒不停止开采，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行为。

第三，违反行政许可（既包括国家法律设定的许可，也包括国务院的行政法规设定的许可），是违反国家规定的特殊表现形态，法定犯的构成要件规范要素的重要体现。对大部分法定犯的行政违法性，刑法分则都有明确规定，因而是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要素，即构成要件的规范要素。这种变动性尤其体现在经济犯罪领域，它会随着经济生活的发展而发生迅速的变化。法定犯所谓的法定是指违反行政法规前置条件的规定。

同时刑法又在经济犯罪中规定经济诈骗罪例如合同诈骗罪，合同诈骗罪是指经济活动中，违反合同法的规定，以签订履行合同为欺骗手段，骗取合同相对人的财物的行为。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形成的事实认定和处罚决定材料对于刑事诉讼只具有参考价值，不能被直接采纳。

值得注意是法定犯的自然犯化。可以说在中世纪的刑法中，犯罪基本上都是自然犯，因为当时市场经济还不发达，国家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的现象较少，且当时的行政法也不发达，在这种情况下，还不存在我们今天所说的具有行政违法性和刑事违法性双重属性的法定犯。

当时德国著名的刑法学家费尔巴哈认为犯罪可以分为两类，即刑法上的犯罪和民法上的犯罪。例如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在四要件的犯罪构成体系中表述为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进入 陈兴良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定犯 。加罗法洛认为，自然犯罪的本质在于道德异常，他把犯罪人定义为缺乏怜悯和正直这两种基本利他情感的人，在加罗法洛看来，自然犯是侵害上述两种道德情感实施犯罪的人。法定犯的成立具有对行政法规的依赖性，就法定犯而言，违反的行政法规对于犯罪成立具有至关重要作用。二者相比，法定犯是一种新型的犯罪，自然犯是一种比较古老的犯罪。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大量的经济行政法规，因此经济犯罪具有了法定犯的特征。无论何种社会形态和政治体制，诸如防火、杀人等行为都会被规定为犯罪，这些并不以法律的变更为转移。

但在三阶层的理论体系中，表述为剥夺他人生命。二审判决认为，国务院发文取消了黄金收购许可制度，按照现行规定，被告人的经营对象不属于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的行为，不构成非法经营罪。

在某些情况下，行政机关就司法机关咨询的问题所给出的专业意见也不能被完全采纳，应该先做具体的分析，才能对案件作出正确处理。但是，即使依四要件理论，违反法律规定也并非构成要件的规范要素，而是判断杀人行为是否正当化的根据。

（二）法定犯的构成要件 1、法定犯构成要件的规范要素 这里的规范要素是指违法法律、行政法规。例如逃税罪，纳税人不履行纳税申报义务从而逃避缴税。（三）法定犯融合于近代德国刑法中的行政犯概念 真正和现代刑法中的法定犯比较接近的是近代德国刑法中的行政犯概念，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我们现在所讨论的法定犯概念主要来自于德国。严格来说，加罗法洛并没有明确提出法定犯这一概念，而只是在与自然犯相对应的意义上讨论了那些没有列入自然犯范畴的犯罪，这种犯罪的特点是与国家的特定环境有关，而不具有行为人的道德异常。

法定犯不具有伦理违法性而具有行政违法性。这体现在两点： 第一，法定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动。

因此，这两类行为虽都属于法定犯，但在《刑法》中设置的罪名是有不同的。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把这种转让行为认定为《刑法》288条规定的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罪，否则就违反了法秩序统一原理。

因此加罗法洛将这些自然犯罪以外的犯罪称为法定犯罪。三、法定犯的界定 （一）法定犯的特征 法定犯具有不同于自然犯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一是法定犯的变动性。

法定犯与自然犯存在两个区分标准，一是形式标准，看行为是否违反行政法规。从我国刑法对法定犯的规定来看，除了纯粹的或者纯正的法定犯以外，还有以下两种立法现象值得注意：第一，同一性质的行为分别规定为自然犯和法定犯，例如《刑法》125条规定非法制造、买卖枪支罪是自然犯，而《刑法》126条违规制造、销售枪支罪是法定犯，后者以违反枪支管理规定为前提，也就意味着在我国刑法中，同一种买卖、制造枪支的行为是根据是否违反行政法规分别设定为自然犯和法定犯两种犯罪类型。而建立在禁止恶基础上的法定犯，其本身则不具有伦理上的恶，因此法定犯在性质上不同于自然犯，法定犯与法律而不是伦理具有天然的关联性。德国在18世纪出现从警察国到法治国的转变，在警察国的背景下，警察在一定范围内行使刑罚权，由此产生了所谓警察犯的概念

在民法慈母般的眼里，每一个个人都是国家。近年来加强人格权保护的呼声很强，人民对生命、身体、健康、姓名、名誉、肖像、荣誉、隐私和个人信息等人格利益保护的要求不断增多。

我国独具特色的七编制民法典不同于法国式的三编制民法典，也不同于德国式的五编制民法典，这是中国民法典在体系上重大创新。这只能叫做编民法典，不是编纂民法典。

1962年，第二次民法典起草，1964年完成了草案(试拟稿)，因文化大革命停止。民法典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